基督骑士与不完美革命,意识形态八股三连

首先我们来看看导演为这部电影提供了多少私货槽位:其逻辑内核是唯心史观,阶级站队是大资本家,反派设定是无产者。 然后将西方意识形态嵌入这些槽位,得到的收益是:在低判断力的影评市场获取逻辑自洽,在资本掌控下的好莱坞稳固一线导演席位,以及启发票仓(无产阶级)思考及否定自己的革命先进性,然后作为政治形态在资本市场的博弈产物获取名和利的酬劳。 就电影本身来说,哥谭并非是一个丰满的舞台,别看那些身手了得的公子哥和怪力乱神的大反派悉数粉墨,城市的主体,市民,往往是以持枪的劫匪、黑帮的暴徒、贩毒的药鬼、或者狱中囚犯的身份登场的。这样的市民设定恰到好处地在观众内心中铺垫了超级英雄的需求:他所面对的对手既邪恶又弱小。先设定个小靶子让你去打,再来个大靶子把你打倒然后被你打倒,之后升级塑像隐居怀中抱妹,坦白说这种英雄模式太自恋了,还穿紧身衣的话会让人头皮发麻。 当然,哥谭市民也有过光辉的时刻,但那是一场尬戏。小丑让两艘船内的人同时拥有你死我活的权利,其中一条船上甚至还有待转运的罪犯,于是我们看到了这讽刺的一幕:在由商人的逐利传统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大都会中,一群大部分时间以暴徒身份登场的市民,他们选举出了半数被大财团收买的议员,却突然以圣人的姿态出现,至死都不愿意按下那个求生的按钮。那么:影片为何拒绝讨论这种人性光辉产生的合理性? 这个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唯心史观是无法天然推进故事情节的,其主角特质所需求的社会背景是逆向演绎的,角色与社会之间的契合法则是沿着上层建筑向经济基础的路径铺设的。 于是我们看到哥谭市民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无奈地包容着诽谤与鲜花。 这部电影的某些三观是极其邪恶和卑劣的。我们暂不把那些关于女人和黑人的政治正确戏码当做一种好莱坞式的同流合污来抱以微词,也不因其立意高深讨论人性黑暗与否而不吝奉承,首先要做的应该是盘点一下哥谭市的正义成分,它们分别是:蝙蝠所代表的友好资本家,的道德;戈登所代表的暴力机关,的道德;哈维所代表的律法及立法,的道德;以及海瑟薇的腿。唯独没有市民。整合一下就是说,哥谭市的安危并不掌握在城市主体的手中,市民不参与自己命运的抉择,他们只期待资本和权力能产出向自己施舍安全的道德。另一方面,资本与权力总是对阶级固化表现出浓厚兴趣而害怕革命,这也是其保护城市的动机起源——避免让恐慌触发反抗的扳机。 值得注意的是,唯心史观似乎直接导致了诺兰的蝙蝠侠系列在普世价值的输出上,其内容从自由转换成了秩序(友军?)。原因在于电影所塑造的反派从来都不是客观上压迫哥谭的群体,反而他们的登场是由于哥谭资产阶级的堕落而导致。帅蝙蝠作为资本的骄子,必然会把对体制内的腐败同行的清算当做次要矛盾(由白骑士完成),并采取保守的敌我判断而把矛头指向反抗方(由自己完成)。但是这样一来,用整个系列所培育出的价值观岂不是要背上一个压迫自由的骂名?为了织一块始乱终弃的遮羞布,本系列迎来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下下策:对发起反抗的无产者进行污名化处理。(诸葛亮:罪恶深重,天理不容) 这让我想起一个故事,说列宁妻子控诉斯大林独裁,斯大林说【你再胡说,我就宣布你不是列宁的妻子】。 你说无产者的反抗是革命,我就宣布你不是无产者,你的革命就不是革命。 你想要推翻资本的金字塔?没关系,我把你设定成恐怖分子,这是第一部。你不想要财富只想搅资本玩家的局?那你就是个混乱邪恶还炸医院的疯子,这是第二部。你觊觎上流社会的财富又不想重新投胎到豪门?那我就把你设计成无头无脑不尊重同伴生命的暴徒,这是第三部。 ——反正没有观众会在意这些设定的合理性。 ——何况我已经引导他们思考得够多了。 ——他们会去思考人性、光明、黑暗、集权、布光的深意、哈维的硬币,没准又把陀螺翻出来思考它到底停没停。 相对于影片其他地方出现的供自嗨的精神鸦片,譬如一群西方人在藏区建立乌托邦小组,以及飞机在不告知北京的情况下侵入香港空域(真把香港当东京了),以及美国搞出来了可控核聚变并且还能改造成核弹之类荒唐的G点,整个系列对工人阶级具有革命先进性的回避才是最让人反感的。 说来也是搞笑,一部讲述发生在近未来大都会的电影,当它有意引入阶级对抗的戏码以蹭蹭反乌托邦题材热点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出场者却全是工业革命前的社会分工角色。老板、经理、侠客、法务、市长、工匠、警察、劫匪,唯独没有工人。这也能佐证该系列把自己带入反乌托邦深坑的举措是一个多让自己下不了台的决定。 我等有志青年从小接受马克思思想教育,晓得用唯物史观武装头脑分析艺术作品。今次帅蝙蝠一例,从作品产出方的创作到作品消费方的迎合,最重要的粘合剂必然是双方意识形态的统一。意识形态使他们热衷于虚构万能英雄盖上唯心史观的穹顶,使他们姑息资本神教的吸星大法,使他们在千篇一律的文化输出方案中温水煮蛙缓舛而毙。说实在,我们有理由一边翘首以盼西方意识形态下的左右派携手共同窜入已在不远处的塔斯马尼亚岛,一边埋头苦干献身于十三五计划和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至死不渝。 以上所有论述为影片扣半星,蝙蝠头盔设计不好搞得主角讲完话不能顺利闭嘴看得我难受扣半星,确实很好看加三星,畏惧诺粉加一星

通过奇峰突起的起始篇、惊心动魄的转折篇、与深沉磅礴的终结篇,诺兰完成了他的“蝙蝠侠”三部曲。
这当然是一个关于蝙蝠侠的故事。这一点在第一部与第三部体现得尤为明显。在终结篇中,观众看到了蝙蝠侠的归来与结局,看到了罗宾与猫女,看到了这位黑暗骑士如何以强大的意志力成就为一个伟大而动人的英雄,也看到了一部好莱坞大片必不可少的幽默桥段、跌宕剧情与暴力奇观。
但是,这又是一个不止在讲述蝙蝠侠的故事。诺兰的特殊与伟大正在于此。他在刻画蝙蝠侠的同时,构建出一个“西方文明危机三部曲”。
BATMAN BEGINS讨论的,是西方文明社会内个人的选择与信仰危机。主人公布鲁斯•韦恩的人物设定充满极端性:上亿家产、双亲被害(丰饶的财富和贫瘠的情感是人们对西方物质文明的主要批判)。故事的主线是,布鲁斯的人格最初被仇恨与愤怒挟持,随后,他在“东方”接受了从灵魂到肉体的残酷训练(一个非常东方主义的叙事),最终通过道德的自律选择回归到西方自由主义之路。
DARK KNIGHT显然要复杂得多。该剧的灵魂人物JOKER,通过对道貌岸然者的揭露、对秩序与混沌的诠释,对“reciprocity”的层层解构,将观众一步步逼向道德伦理上的困境、乃至绝境。影片延续了西方世界千年以来有关“正义”的争论,同时也详尽地阐述了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
到了TDKR,蝙蝠侠/西方文明的对手,呈现为一种“他者”的异质力量。不错,这种意识形态是在西方文明的内部诞生的,但显然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力量。蝙蝠侠系列由此则从个人—道德层面,完全进入了社会—政治层面。

看了三遍,多方位谈谈《黑暗骑士崛起》吧
 
【不只是英雄】
翻开DC和漫威体系的超级英雄,布鲁斯·韦恩想必是最值得玩味的一个:不同于其他坐拥神力的英雄,韦恩只是一介藏于防弹衣下、搏击技能稍普通人出色的肉体凡胎,为什么要选择凌驾法律之上,凭一己之力对抗黑恶势力?这种非常人举动的动机和代价,《侠影之谜》通过探讨“蝙蝠侠何以成为蝙蝠侠?”这个命题,已经完成了一半。而代价几何?这便是超级英雄的黑暗属性,《黑暗骑士(TDK)》对它作出的探索以一种“出格”姿态革了同类型电影的命。结尾是高亮时刻,英雄的纠结和牺牲让“The Dark Knight”一词最终超出了它的文本意义。
 
凭借主创们信奉的现实主义原则,前两部对具有漫画属性的超级英雄进行了解构与重组,从而这个依托现实主义基础的蝙蝠侠故事有了更深刻的思辨性。因此,如何进行终极升华,这便是第三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诺兰深知,蝙蝠侠系列不应只讲英雄,他必须在“去漫画化”之余,为英雄故事注入更多社会、政治、人性层面的内涵。这些元素实在太重要,元素提供高度,与其它商业片不同,在诺兰版蝙蝠侠世界里,它们与英雄的主线故事常常是并驾齐驱甚至共冶一炉。
 
所以自然而然地,为映衬其终极升华,《崛起(TDKR)》把格局扩充到了前所未有之大。一层接着一层,武力升级、混乱升级、片中的正邪争斗甚至掺杂了带有强烈社会批判意味的阶级革命。但我认为编剧在对“阶级革命”的合理化解释上处理不当,这点后文会讲。
 
【不破不立】
“哥谭市是个被横行霸道的犯罪集团和贪污腐败的官僚所控制的大都市。”——这是蝙蝠侠之所以成为蝙蝠侠,以及前两部故事能成立的重要根基。
 
 
蝙蝠侠选择承担哈维·丹特的罪行,以自我牺牲和警长的谎言为代价换取了哥谭市长达8年的平静。《TDKR》的胆识在于它深知“不破不立”,故事开启之时,促使蝙蝠侠成为蝙蝠侠的哥谭早已不复存在,新的秩序和制度被建立,韦恩与世隔绝、拐杖不离身,消失信仰的同时也失去了他曾经的身体机能。故事讲到这观众也都能猜到一二了:主人公经历迷失,在适当内外界催化下重拾自己,遭遇重创,最终克服自我从而实现真正“崛起”——剧作路子其实很传统,甚至能看到我们熟悉的“东方武侠”面向。
 
破了旧有印象,我们必须接受眼前全新的哥谭,不只是表面上那么风平浪静,和平年代下警察变得畏缩、腐败暗中滋长,前半小时一些可能让观众感到奇怪的细节其实就是基于这个设定的。影片有意识通过展现社会表里的反差来铺垫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但表现力度不够,尤其金融资本家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仅凭只言片语来展现,这给后期贝恩煽动下的矛盾大爆发减弱了应有的现实基础。
 
【兜了个大圈】
《TDK》的伟大源自“出格”,它凭借不断升级的价值观冲突来构筑电影高潮,展现的是蝙蝠侠不断付出代价、步向黑暗的过程。同时借助当时社会的特定坏境,完成了创作者对公权与私权辩证关系的探讨。
 
但《TDKR》很难这么做,是朝着已经被称为“神作”的巅峰发动超越,还是将“Rise”看成再一次“Begin”——回到第一部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一次建制与升华?虽然后者执行起来非常麻烦,但无疑那才是最保险的办法。
 
诺兰也正这么干了。虽然片名承接《TDK》,但本片无论内里还是外在更像第一部的延伸。节奏有些温吞,前半部分以包含较多信息量的对白为重点进行剧情推进(编剧台词功力特别赞!细看会发现米兰达·泰特的每场戏都隐隐暗示了末尾的反转),对韦恩纠结于自我审视和“拥抱恐惧”的心理探讨也回归到了《侠影之谜》那种味道。至于敌对势力,走了一大圈,还是绕回影武者联盟上。能够理解编剧的保守,小丑的恶无关乎任何规则和世俗,那是一种极端的邪恶,信奉无政府主义,只为享受混乱和毁灭的乐趣,极端的后果便是再无来者能超越其恶的境界。因此剧本阶段创作者就理智退了一步,不与前作拼境界,而是回到“影武者联盟”这一可控范围内,为增强系列整体感服务。贝恩其人也是这个理念极端的联盟在力量上的更极端化代表而已。
 
【阶级革命】
影武者联盟的纳入自然会使整个系列得到很好的呼应与融会贯通,但如果邪恶势力的动机仅仅停留在该联盟“摧毁堕落文明”的宗旨,思想境界将得不到拔高(区别于前文“恶”的境界)——蝙蝠侠旅程的终点需要伴随更大的动荡格局。
 
于是,诺兰借贝恩之手发动了一出带有强烈社会批判意味和政治隐喻色彩的阶级革命。罪犯被释放,资本家阶级被消灭,富人财产被均分,金融资本家和政治精英们被推上“人民”法庭进行“裁决”而非审判……一派文革胜景。暗含着对极端左翼可能导致暴民政治的担忧。在这一块上,不同于以往展现革命的影片的表达,诺兰手法是冷冽的,摒弃了任何煽情叙事的冷冽。
 
诺兰曾透露《TDKR》的灵感来源自狄更斯的《双城记》。“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这无疑是一种预示:礼崩乐坏,哥谭市将在一场暴力革命中天翻地覆。影片这场阶级革命也确实沿袭了《双城记》中对上流社会过分剥削的抨击和警醒。
 
当某种文明堕入腐朽,就需要以毁灭为手段,对它进行一次“休克治疗”,让时间演化出新生。这是影武者联盟的理念。片中贝恩和塔莉亚多次宣称自己代表影武者联盟,他们继承了忍者大师“毁灭哥谭”的事业。但是,既然终极目标只是毁灭,那发动革命有何用?如果贝恩直接引爆核弹,蝙蝠侠和哥谭绝对一点反击的余地都没有。
 
那么,贝恩为什么没杀死韦恩,并给哥谭市留下长达5个月的无政府主义空档呢?
 
    小丑有句名言:“你知道我为什么用刀吗?枪太快了,你没时间体会人死之前混合的各种复杂情绪。”代入这里可以解释。联系贝恩从小到大生活的环境,在那个混乱、与世隔绝的中东囚牢,象征自由的洞口看上去是那么触手可及,让每个人妄想爬出去,爬出去拥抱阳光与希望。但现实的苦涩挣扎着每一个囚徒,于是,在希望和绝望的伴生下,坚持、挣扎、无奈、死去……这似乎是狱中人注定了的宿命,包括贝恩。因此,对于贝恩来说,炸毁一座城不应该是最终目的,而是一场仪式,一场带有革命性质的精神摧毁过后彻底终结一切的仪式。他的经历告诉他没有希望就体会不到绝望的凄凉,于是,将希望和由希望一步步堕入绝望的“凌迟感”带给韦恩和哥谭市民,才是他真正要做的。这是贝恩高明于忍者大师的地方。
 
【松弛的根基】
但如前文所说,笔者认为编剧在对“阶级革命”的合理化解释上有失妥当。诺兰想法很好,借助社会格局的动荡以期把思想境界拔高到系列前所未有的水准,不过思想境界这玩意并不应当成为衡量一部影片伟大与否的标准。毕竟但凡特定的事件都能引发特定的思考,而电影是讲故事的艺术,通过对白、音乐、镜头语言来叙事,它的好坏不在于“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而在于“怎样去讲一个故事”。从这个意义看,这场阶级革命,甚至将此革命延伸到贝恩制造的整场动乱中,它于诺兰而言都是不成功的。
 
问题就出在“根基”上,任何行动、任何革命,都应有它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贝恩制造这场社会革命的根基,即影片对现实基础的构建,回想起来是模糊的。
 
在贝恩煽动下社会出现了阶级矛盾大爆发,这种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虽然是哈维·丹特的真相被揭露,但如果没有贫富差距、金融资本家和底层百姓间阶级纠纷的长年积累,这出动乱顶多成为罪犯们越狱报复的狂欢,断然不会发展成“西式文化大革命”来。诺兰有意识通过展现社会表里的反差来铺垫即将来临的“暴风雨”,不过表现力度不够,尤其金融资本家与底层民众的矛盾单靠只言片语来暗示,贫富差距仅凭孤儿院一例作支撑无疑太过单薄了。对重要矛盾缺乏行之有效的铺垫,斗争便少了现实基础,仅凭贝恩一席演说突然就爆发了席卷全城的暴力革命,未免站不住脚吧。
 
剧作意图上看,《侠影之谜》里忍者大师因哥谭的腐朽而选择执行毁灭,《TDK》中小丑的犯罪就是要让整座城陷入无政府主义。为了烘托蝙蝠侠的终极升华,将前两部反派恶行的精华融于一身本没有错,为传承前作的无政府主义而让“阶级革命”介入故事情节也没有错,但现实基础不牢固造成的逻辑不清的突兀感着实阻断了笔者观影的深入体验,事后回想,很震撼,也很空洞。尚且除开逻辑上的不完整,甚至除开“革命”这一方面,仅把“摧毁堕落文明”的影武者联盟宗旨代入贝恩的毁灭哥谭行为,也会发现它存在着问题。
 
忍者大师时代,哥谭市是个被横行霸道的犯罪集团和贪污腐败的官僚所控制的大都市,摧毁一座罪恶之城,这个行为在影武者联盟的价值体系中绝对成立。可如今哥谭经历了8年的和平,治安良好、罪犯坐监,一派欣欣向荣,阶级矛盾虽有但并未使社会腐朽,贝恩摧毁这样的城市又是建立在什么逻辑基础之上呢?若是仅以“为父报仇”作为推动力,站在三部曲思想高度上考虑,编剧难道真的会被允许如此这般自我矮化吗?
 
片长虽长,但一来诺兰身上肩负的“蝙蝠侠必须终极升华”的责任注定了他必得展现更庞杂的叙事,表述的东西自然难以被有限时间所承载,二来还得受限于影片的商业属性不得不照顾到观众耐心,因此相对而言时间还是短了。铺垫不够,缺乏现实基础,我相信只因受限于时长,这真不是诺兰的能力问题。
 
【缺席的人民】
除上述“现实基础”外,贯穿全片来看,《TDKR》缺失的根基集中体现在底层市民上,这也是横在本片和“伟大”二字间的最大的鸿沟。大家不可能不发现,架构庞大的影片后半段,从贝恩的球场演说结束后开始,剧情不断演进,直到蝙蝠侠“舍生就义”,雕像落成,成为城市的最高信仰。这整个理应全民参与的社会剧变与蝙蝠侠拯救城市、终极升华的过程,哥谭市民却都是长期缺席的,这点万分诡异。
 
监狱里,贝恩口口声声说:“要把权力、希望还给人民。”而暴动真正开始时,我们看到革命主体已然成了贝恩手下的亡命之徒和他释放出的罪犯,站在对立面的反抗势力也只是以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机器”。而占据全社会最大人口数量的“人民群众”阶层,居然被创作者基本忽略掉了。
 
恶人揭竿而起,权贵阶层受到以裁决为目的的“审判”,哥谭一片破败之气——但是我们看不到人民;蝙蝠标志在桥上燃起,向贝恩宣战的同时呼吁群众站出来与暴徒斗争——但是站出来的只有警察,我们看不到人民;警方与暴徒大战,景象惨烈,但我们也看不到人民,看不到人民的觉醒,甚至看不到人民的纠结;蝙蝠侠拖着核弹飞向大海,以生命为代价拯救城市,我多么希望看到市民们透过窗户见证英雄的升华,看到他们的感动与信仰的重生;雕像落成,我多么希望看到人民群众因蝙蝠侠的牺牲而从内心建立起信仰和希望……然而,没有,一个镜头也没有。《TDK》中小丑引出的社会心理学到这一部成了空谈。
 
《TDKR》是诺兰对乌托邦社会的深刻反讽,从中我们也能读解出他站在中立面对两方的态度:既揭露了当下社会的压迫、不公、阶级对立,同时深深担忧着革命中极端左翼很可能导致暴民政治。但这一切思考必须依托于影片后段展现的社会革命,倘若没有人民作主体,忽视了人民的先迷茫后找到信仰从而最终实现“崛起”这一过程,那哥谭市在蝙蝠侠引导下的最终“崛起”又能有多大说服力呢?
 
【光明骑士】
“光明骑士”一词源自《TDK》,形容对象是哈维·丹特,一个正方阵营里与蝙蝠侠互成对立面的形象。蝙蝠侠作为体制之外的“义务警员”,象征超脱法律束缚的极端正义,拯救哥谭于水火的同时借助自身强大的道德约束力让这不被社会法制约束的力量不至于滑落,这种越过程序正义直接执行实体正义的行为注定了他只能是“黑暗骑士”,游走于司法体制和超级英雄间的暧昧关系中,因此只能在黑夜中现身,成为不被体制认可却被人民甚至警察默认的黑暗守护者。然而丹特不存在这种暧昧关系,他用法律维系秩序,用秩序保证公平,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完美融合让丹特比藏匿于黑暗的蝙蝠侠更具社会认可度,因而被民众誉为“光明骑士”。《TDK》有众多细节都在强化两人间这种对立,包括韦恩数次诉说自己的期许,以及和阿尔弗雷德谈话那段,他直接表明了不会穿战衣在白天出现。哥谭市需要的是光明守护者,这点韦恩看得很清,他宁可自我牺牲也要成就丹特,而非把城市信仰寄托在自己身上,原因就是蝙蝠侠摆脱不掉的黑暗属性。
 
然而进展到《TDKR》后半段,一切却发生了变化——诺兰出人意料地将英雄最后一战选在白天。
 
应该说,这个设定不仅出人意料那么简单,它是具有革新意义的。因为整个蝙蝠侠系列,包括蒂姆·波顿和乔·舒马赫的四部老版电影,蝙蝠侠从未在白天现身过,黑暗属性是这个英雄根深蒂固的存在。因此,最后一战还隐隐包含了黑暗骑士朝光明崛起的仪式气息。在爬出监狱的过程中,韦恩找回了当年成为蝙蝠侠的心理驱动力——用拥抱恐惧的方式征服恐惧,与此同时影片上升的是他对自我使命的认知,即蝙蝠侠符号的意义不只是成为恐惧本身去震慑罪犯,更多是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城市与心爱的人。这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韦恩对“光明”的顾忌。
 
但即便如此,蝙蝠侠(而不是韦恩)敢于在光天化日站上最后一战的战场,最根本原因仍不在于英雄的内心,而在那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状态。暴力革命下礼崩乐坏,司法制度和法制观念不复存在,因此蝙蝠侠不再需要藏身黑夜,他可以明目张胆站出来,以“光明骑士”的姿态抗衡敌人。同时还需感谢贝恩——用一场革命间接帮他滤去了一手造就蝙蝠侠黑暗属性的程序正义。
 
另外,社会制度的瓦解,在影片中还引发了一处奇妙现象:结尾与暴徒大战的虽然都是以往代表着“国家机器”的警方,可在那个全城动乱的特定背景下,社会再无体制内警察可言,所以他们本质上与蝙蝠侠无异,都是越过程序正义直接执行实体正义的“义务警员”。这呼应了影片中段韦恩对布雷克的言论:蝙蝠侠只是一个象征,人人都可以成为蝙蝠侠。
 
齐泽克曾把蝙蝠侠比喻为“一个终极的基督形象”,我觉得十分恰当。三部曲超越其他超级英雄电影的关键点之一,就在于诺兰构建的是一个有血有肉、合理存在于当代社会的基督形象。至于蝙蝠侠死没死这个问题,不好说,毕竟片尾的平行剪辑实在是诺兰一种汲取了《盗梦空间》迷人之处的暧昧表达,或许让蝙蝠侠如基督之死般为民众牺牲才是诺兰的本意,只是商业属性造成了最后不得已而为之的暧昧。我同意齐泽克的观点:“韦恩和赛琳娜坐在佛罗伦萨的一间咖啡馆里,假若这个场景是真实发生的,对先前的牺牲行为便是一种削弱。另外,这个结局的宗教对应物难道不是那个著名的亵渎观念,即基督在受难后活了下来,并过着长久、安宁的生活吗?而挽回最终场景的唯一办法,是把它解读为一个人坐在佛罗伦萨咖啡馆里的阿尔弗雷德的白日梦....”

© 本文版权归作者  邪马台卑弥呼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请大家思考一下电影两处有些诡异的安排:

  1. 为什么比起JOKER,这部电影的反叛角色“贝恩”如此无趣?
  2. 为什么哥谭镇的普通市民在影片后半部集体缺席?
    在我看来,诺兰对这两个情节的设计与处理,暗含了解读这部影片政治内涵的密码。

首先,说说JOKER与贝恩的差别。
我怀疑,很多观众之所以认为第三部不如第二部,主要原因是因为贝恩不如JOKER。相比于JOKER的邪光四射,贝恩毫无个人魅力可言:其形象,在绝大多数好莱坞大片中,通常只是一个在镜头前一晃而过的打手;那个造型不明的面具,也让人接受无能。
怎么会这样?凭借诺兰的编剧和导演能力,再推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反角应该不成问题;希斯•兰杰再好,汤姆•哈迪与之的差距也不至于如此之大。
那么,究竟是为什么?
答案恐怕是:那是诺兰刻意为之。他故意、存心,塑造出这样一个完全“祛魅”的反角。
JOKER是邪恶的,但这种邪恶属于一种西方文明内部派生的邪恶。他是害得人类被驱出伊甸园的蛇,是在荒野中诱惑耶稣的撒旦,是哄骗浮士德出卖灵魂的梅菲斯特,是让福尔摩斯疲于奔命的莫罗亚蒂。正如一切西方传统文化叙事中的经典反角,JOKER智商超群、足智多谋、出奇制胜、且有一套总能自圆其说的价值观。他与正值盛年的蝙蝠侠,是棋逢对手、天造地设。
贝恩与JOKER完全不一样。JOKER拷问蝙蝠侠的道德原则,同时带着"you complete me"的暧昧;而贝恩对蝙蝠侠的情感是纯粹的仇视,仇视的具体对象则是蝙蝠侠的出身与财富。他也邪恶,但这种邪恶属于一种革命的邪恶。
而既然有关革命,那革命的主角,就应该是乌合之众,而不应是个体精英。因此,贝恩不会拥有个性化的言行风范,也不可能单独出现。发现了么?不管是蝙蝠侠还是JOKER,都擅长、甚至强调单枪匹马、孤身涉险(个人主义),而贝恩,即使在与蝙蝠侠“单挑”时,旁边也有同僚在场(集体主义)。
事实上,贝恩几乎可以被看作是JOKER的相反(The Opposite);相比之下,蝙蝠侠只是JOKER的反面(The Inversion)。JOKER身形瘦削(记得他穿护士服的那一幕戏么?),贝恩雄壮高大;JOKER能言善辩,贝恩语言模糊;JOKER有一个咧开的大嘴,贝恩的这一部位被面具遮掩;JOKER只动脑不动手,而贝恩能把蝙蝠侠揍得稀烂……既然要建立关于他者的对立,东方主义叙事自然而然地引入其间,并将贝恩成功地“去现代化”,牢牢钉在了“东方/革命/阶级”的叙事逻辑中。
说实话,这部电影鲜明的“阶级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和很多人一样,我以为“阶级”是一个已过时的概念;但或许,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等新近事件的发生,与此相关的讨论又浮出水面。这又一次证明,马克思的一些理论,是不能被轻易抛弃的。
影片中的哥谭镇,显然是一个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社会。在此举一个我个人最喜欢的相关表征为例:“复出”的蝙蝠侠驾驶无比拉风的“蝙蝠”坐骑从天而降,解救身陷困境的猫女。贝恩(不出所料地站在一群暴徒中间)瞪视着这一切,目光中透露出讶异与艳羡;横膈在他与蝙蝠侠之间的,是由阶级决定的科技、资源、财富、才能、魅力、及其它种种不可逾越的差异。

那么,诺兰的政治立场究竟如何?这部电影是否真如某些人所批判的那样,是一部“反革命”的影片?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显在或潜伏的革命意象遍布全片:慈善晚会上的猫女在布鲁斯耳边吐出的警告“一场风暴就要来了”,是过去几百年来重复过无数遍的革命宣言;贝恩率人侵入证交所的段落,是“占领华尔街”的戏剧性表达;“地上都市”与“地下世界”的分野,是老生常谈的阶级修辞;放出政治犯的情节,是活生生的“攻占巴士底狱”重现;审判给出的两种选择——死刑或流放,以及展现流放时出现的冰天雪地,让人无法不联想起苏联30年代的“大清洗”……
我本人尤其欣赏全城大爆炸的那段戏。导演没有使用慢镜头、大特写等好莱坞大片描绘同类场景常见的电影技巧,也没有以伤亡场景进行任何煽情的叙事;相反,他给出一个长时间的大远景,让观众以一种俯瞰众生的视角观察哥谭镇的遍地开花。发生爆炸的范围如此之广,但单个爆破的力度又不是太强,没有末世景象,也没有恐怖氛围,有的只是连环的、密集的、“自下而上”的爆破——赤裸裸的、影像方式的革命定义。
但是,从影片的中段开始,诺兰干了一件事:偷梁换柱。随后,通过种种隐喻和明示,他努力提醒观众:蝙蝠侠所对抗的,并非真正的革命。
诺兰的提示包括:
其一,与贝恩一起闹革命的,并非那要占领华尔街的99%社会公民,而是他的地下军队和千余名罪犯。革命的主体,成了马克思本人不愿承认的“流氓无产阶级”。
其二,那位审判席上的法官,竟是第一部中的“稻草人”——影武者联盟派往高谭镇的第一位代言人。这是对此后剧情的铺垫,亦在讽喻大革命中的篡权。
其三,诺兰通过FOX之口告诉观众,那棵中子弹是无论如何都会爆炸的,而贝恩对此显然也心知肚明。 于是那颗核弹就不能被解释为一种威权主义的符号,而所谓的共产主义到此也被极端的恐怖主义完全替代。毕竟,革命的目的,是毁灭旧世界、创建新世界,而不是“你死我死大家死”。
而最重要的提示,关系我先前提出的第二个问题:人民的缺席。
哥谭镇普通市民的退场,出现在全城大爆炸之后。在贝恩的武力威慑下,前来报道的媒体记者(中产阶级的代表)四散逃窜;橄榄球赛的观众席上那些惊慌失措的人民群像,在此后的篇章中也难觅踪影。事实上,在影片的最后一个小时,观众看到的只有,以官员、警察为代表的国家机器,以贝恩为代表的反动暴民,以及以蝙蝠侠为代表的第三方独立力量。除此之外,唯一出现的“普通市民”是一群孤儿和一位神父——那些可以被轻易去政治化的人物。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布莱克/罗宾挑出几位孤儿,让他们挨家挨户敲普通市民的房门,带他们一起逃生;但影片后来并没有展现这些市民,一个都没有——相信这绝不是导演/编剧的疏忽。
而没有人民的革命,又怎么能被称为革命呢?

故事终于走向终点。通过一个出人意料的剧情反转,这个所谓的“革命”被剥去了最后一层外衣。原来,终极的黑暗力量还是第一部里的影武者联盟,其意识形态体系并非基于《共产党宣言》,而是直接来源于《旧约》中耶和华的声明——如果一座城市已经腐败到一定程度,就应该让它毁灭。原来,“革命”只是一场伪装,更确切的说只是一样工具。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反转虽然狗血,但不仅是诺兰讲圆这个蝙蝠侠故事的需要,更是一种理论和逻辑上的必须。
到了这儿,我们的蝙蝠侠终于可以出场拯救世界了。他的敌人是他早已熟悉的;他敌人的价值观是他可以坚定反对的。更重要的是,他终于拥有了击败这类敌人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如果对手是真正的人民革命,他作为一个个体则绝无可能与之对抗。别忘了,诺兰来自英国,那里诞生了亚当•斯密与凯恩斯,也酝酿了马克思与恩格斯。
因此,诺兰并没有“反革命”。他揭露了阶级分层带来的社会不公,批判了暴力革命的血腥,也对被利用的革命与革命者施以真切的同情。他的立场是相对中立的,一如他在第二部中对JOKER所表达出的态度:一方面,他以两艘客轮中乘客的选择粉碎了JOKER的阴谋;另一方面,又以“光明骑士”的坠落宣告了JOKER的胜利。
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喜欢、佩服和尊敬诺兰。这位新一代的好莱坞票仓导演显然不同于以斯皮尔伯格、卡梅隆为代表的上一代。他不再以传统的美国价值观进行单向度的教化,而是在好莱坞所能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呈现出多元的价值观,让观众可以讨论、争辩、思考。期待诺兰的下一部、以及之后的很多部作品,也希望中国的导演能早日尝试在商业电影中加入严肃叙事。

本文由365体育网站发布于最新影评,转载请注明出处:基督骑士与不完美革命,意识形态八股三连

TAG标签:
Ctrl+D 将本页面保存为书签,全面了解最新资讯,方便快捷。